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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lasgow Chinese
2009/4/13 发表于5702天前 已查看82259次
[align=center]本文选自《沫沫》的博客[/align]
一个认识了五年的朋友，要离开布里斯托去伦敦工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感到布里斯托大街上突然少了一个人。如果有送别的饭局，我的祝福都想好了，就是“你以后去看温布尔登，就不用起大早赶车了”。
不过，这句话，我不一定会说。
自私的我
“朋友”在我30岁的时候逐渐成为一个问题。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：
1)谁是我的朋友？；
2)我的朋友怎么样了？
其实这两个问题，都是很自私的，只是为了通过朋友看一个“我”。所以不想也是好事，说明我过去不是很自私，大概是来英国之后变了。
因为父母的兄弟姐妹众多，枝蔓开来，导致了自己同辈兄妹不下三十人，于是我从小基本上在家族里面学社交，不用找社会上的朋友玩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封闭而自然的交友方式。
所谓封闭，就是不会掏心窝子说心里话，因为不用刻意去接近一个人，兄弟姐妹的血缘天生，不需要这么周折；所谓自然，因为习惯了把亲戚当朋友，我把朋友当作与生俱来的关系，跑到外地读书的时候，虽然浙江人多少貌似小沈阳的“婉约”，但是我见人却有点自来熟，加上喜欢吃吃喝喝，酒肉朋友众多。
我一直以为喝酒吃肉能够见性情，买单请客的风格都是一个人的品质修养，所以并不遵循古训，只求“醉时同交欢，醒后各分散”。
英国的酒肉贵，交友的密度少了很多。又因为言语隔阂，我少有固定的外国友人。在校时候，参加社团众多，往往一年之间，人只见过一面，连手机号码都已经换了三个。久而久之，兴趣也淡了，不会逼着自己来趟英国，真的像在联合国上班一样，非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，精通几种文化，张口闭口世界观和天下。
抛开全世界，只以学历划分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和职业人是在英国交友的四个圈子。本科生，我已经错过。有一天夜归，听到马路对面三个喝醉本科生一路喧哗，其中一个说，86，难道我看起来这么老吗？我是88的。他们的醉话，把我喊醒了，一下子明白了所谓的代沟，不一定是在我和父母之间的那条电话线，还有就是这条相隔不到十米的马路。
而硕士往往为自付的学费所迫，大多数忙忙叨叨打工赚生活费，鲜有能够从容坐下散漫地聊天。能够一路从博士读下来的朋友，也面临着异地就业或者海归的抉择。我的这番思揣是这些年感受一点点汇集，当朋友一个个要走的时候，感觉逐渐清晰，最终问“谁是我的朋友？”。
职业人是第二个问题的开始，也是我自私的源头。在中国，我读书干媒体，自由宽松，颇有体制外的意思，不明白处级和局级的房子，哪个大；在二十五六岁出国，还不到开大学同学会，比事业，比级别的时候。而在英国做学生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发现了很多工作人士常常有自己的羽毛球小组，发帖子找人打球，常常说明最好是上班的。潜移默化，我慢慢明白，英国，也许欧美国家都是，虽然鼓吹自己的social mobility，但是在这个社会提醒你所在阶层的标志无所不在，你租的房子地段，度假去的地方，常去的超市，甚至还有你吃的那块鸡肉生前的活动范围。
而盖在你身上的戳，或者成为你交友准入的，就是那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的意义，顿然加剧了“我的朋友怎么样了”的压力。第一是和当地的朋友比，第二是与国内的朋友比。双重压迫之下，“朋友怎么样了”的想念，转变成了自己混得怎么样的标杆。我不知道如果我继续生活在国内，继续过着自由宽松的日子，会有什么样的朋友出现。但在这里，我以后认识朋友，就像加入工会一样，大家都是八小时的努力工作的职业人士。
于是，我想轻松一下。
作为松鼠的朋友
父母来到英国。父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，自幼闯荡江湖，擅长的就是光膀子做戏，从无到有。也许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性，因其一无所有，所以并不会用什么层次、多少级别、有无工作等框框来束缚自己。要说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，就是能够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而不是专靠海归和贤良士绅。
在布里斯托，父亲常常独自出门散步。母亲问他，一个人出来，问路买东西怎么办？父亲毫无怯色，说他们讲英语，我说中文就行，他们都听得懂。母亲嘲笑父亲吹牛，父亲讪讪不语。然而，突然有一天，母亲在家里生气，说父亲不但吹牛，而且还撒谎。
原来父亲常常独自去家附近的山上闲坐，回来对母亲说，自己认识了五个英国朋友，还给他们面包水果吃。母亲非常生气，因为父亲告诉她，那些人问他从哪里来？父亲说中国。问题是父亲根本就不知道China怎么说。我猜测可能那些人是山上的流浪汉，打算劝父亲和他们保持距离，免得惹祸上身。
终于有一天，母亲跟着父亲上山，回来以后大笑不已。原来，父亲在山上，和五六只松鼠在自言自语，每次带的面包水果都是给了它们。
也许这不是父亲吹牛和撒谎，而是他的幽默。这种幽默，骨子里我觉得是和英国人的自我解嘲，或者humble的风格相通，只可惜我们常常忽视自己的草根之乐，以为别人的才叫文化，够Britishness。
在英国，因为朋友的问题，我感到生活压力日渐增大，所担忧的并不是将来是否成功，衣锦还乡，而是害怕有一天突然萌生出不愿意做职业人士的念头，这种念头，简直是自绝于朋友，好似自闭症一样，在芸芸众生间，穿上了一件心灵上的隐身衣。不职业，不在职业和社会的阶梯上一起往上爬，在这一片孤岛上，是不是顿时没有了交朋友的资格？
我也和父亲一样，能够欣欣然与松鼠做朋友，不愿意将一段柔性的友谊物化为一截笔直的标杆。然而，在这里，不愿意出人头地，意味着失去了交友的资格。想来，这比失业都可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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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认识了五年的朋友，要离开布里斯托去伦敦工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感到布里斯托大街上突然少了一个人。如果有送别的饭局，我的祝福都想好了，就是“你以后去看温布尔登，就不用起大早赶车了”。
不过，这句话，我不一定会说。
自私的我
“朋友”在我30岁的时候逐渐成为一个问题。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：
1)谁是我的朋友？；
2)我的朋友怎么样了？
其实这两个问题，都是很自私的，只是为了通过朋友看一个“我”。所以不想也是好事，说明我过去不是很自私，大概是来英国之后变了。
因为父母的兄弟姐妹众多，枝蔓开来，导致了自己同辈兄妹不下三十人，于是我从小基本上在家族里面学社交，不用找社会上的朋友玩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封闭而自然的交友方式。
所谓封闭，就是不会掏心窝子说心里话，因为不用刻意去接近一个人，兄弟姐妹的血缘天生，不需要这么周折；所谓自然，因为习惯了把亲戚当朋友，我把朋友当作与生俱来的关系，跑到外地读书的时候，虽然浙江人多少貌似小沈阳的“婉约”，但是我见人却有点自来熟，加上喜欢吃吃喝喝，酒肉朋友众多。
我一直以为喝酒吃肉能够见性情，买单请客的风格都是一个人的品质修养，所以并不遵循古训，只求“醉时同交欢，醒后各分散”。
英国的酒肉贵，交友的密度少了很多。又因为言语隔阂，我少有固定的外国友人。在校时候，参加社团众多，往往一年之间，人只见过一面，连手机号码都已经换了三个。久而久之，兴趣也淡了，不会逼着自己来趟英国，真的像在联合国上班一样，非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，精通几种文化，张口闭口世界观和天下。
抛开全世界，只以学历划分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和职业人是在英国交友的四个圈子。本科生，我已经错过。有一天夜归，听到马路对面三个喝醉本科生一路喧哗，其中一个说，86，难道我看起来这么老吗？我是88的。他们的醉话，把我喊醒了，一下子明白了所谓的代沟，不一定是在我和父母之间的那条电话线，还有就是这条相隔不到十米的马路。
而硕士往往为自付的学费所迫，大多数忙忙叨叨打工赚生活费，鲜有能够从容坐下散漫地聊天。能够一路从博士读下来的朋友，也面临着异地就业或者海归的抉择。我的这番思揣是这些年感受一点点汇集，当朋友一个个要走的时候，感觉逐渐清晰，最终问“谁是我的朋友？”。
职业人是第二个问题的开始，也是我自私的源头。在中国，我读书干媒体，自由宽松，颇有体制外的意思，不明白处级和局级的房子，哪个大；在二十五六岁出国，还不到开大学同学会，比事业，比级别的时候。而在英国做学生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发现了很多工作人士常常有自己的羽毛球小组，发帖子找人打球，常常说明最好是上班的。潜移默化，我慢慢明白，英国，也许欧美国家都是，虽然鼓吹自己的social mobility，但是在这个社会提醒你所在阶层的标志无所不在，你租的房子地段，度假去的地方，常去的超市，甚至还有你吃的那块鸡肉生前的活动范围。
而盖在你身上的戳，或者成为你交友准入的，就是那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的意义，顿然加剧了“我的朋友怎么样了”的压力。第一是和当地的朋友比，第二是与国内的朋友比。双重压迫之下，“朋友怎么样了”的想念，转变成了自己混得怎么样的标杆。我不知道如果我继续生活在国内，继续过着自由宽松的日子，会有什么样的朋友出现。但在这里，我以后认识朋友，就像加入工会一样，大家都是八小时的努力工作的职业人士。
于是，我想轻松一下。
作为松鼠的朋友
父母来到英国。父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，自幼闯荡江湖，擅长的就是光膀子做戏，从无到有。也许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性，因其一无所有，所以并不会用什么层次、多少级别、有无工作等框框来束缚自己。要说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，就是能够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而不是专靠海归和贤良士绅。
在布里斯托，父亲常常独自出门散步。母亲问他，一个人出来，问路买东西怎么办？父亲毫无怯色，说他们讲英语，我说中文就行，他们都听得懂。母亲嘲笑父亲吹牛，父亲讪讪不语。然而，突然有一天，母亲在家里生气，说父亲不但吹牛，而且还撒谎。
原来父亲常常独自去家附近的山上闲坐，回来对母亲说，自己认识了五个英国朋友，还给他们面包水果吃。母亲非常生气，因为父亲告诉她，那些人问他从哪里来？父亲说中国。问题是父亲根本就不知道China怎么说。我猜测可能那些人是山上的流浪汉，打算劝父亲和他们保持距离，免得惹祸上身。
终于有一天，母亲跟着父亲上山，回来以后大笑不已。原来，父亲在山上，和五六只松鼠在自言自语，每次带的面包水果都是给了它们。
也许这不是父亲吹牛和撒谎，而是他的幽默。这种幽默，骨子里我觉得是和英国人的自我解嘲，或者humble的风格相通，只可惜我们常常忽视自己的草根之乐，以为别人的才叫文化，够Britishness。
在英国，因为朋友的问题，我感到生活压力日渐增大，所担忧的并不是将来是否成功，衣锦还乡，而是害怕有一天突然萌生出不愿意做职业人士的念头，这种念头，简直是自绝于朋友，好似自闭症一样，在芸芸众生间，穿上了一件心灵上的隐身衣。不职业，不在职业和社会的阶梯上一起往上爬，在这一片孤岛上，是不是顿时没有了交朋友的资格？
我也和父亲一样，能够欣欣然与松鼠做朋友，不愿意将一段柔性的友谊物化为一截笔直的标杆。然而，在这里，不愿意出人头地，意味着失去了交友的资格。想来，这比失业都可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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